匠心营造 · 斗拱

626019278102021-08-06
原文标题:匠心营造 · 斗拱
本文摘要:《瑞鹤图》撰文:张利伟、于向勇宋政权看起来也没有唐王朝那样威武雄壮,但在理学与商品经济的促进下,建筑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北宋末年,徽宗赵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署有彰显其独特身份“天下一人”花押的《瑞鹤图》就极有趣味地描绘了发生在都城汴梁(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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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鹤图》


撰文:张利伟、于向勇


宋政权看起来也没有唐王朝那样威武雄壮,但在理学与商品经济的促进下,建筑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北宋末年,徽宗赵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署有彰显其独特身份“天下一人”花押的《瑞鹤图》就极有趣味地描绘了发生在都城汴梁(今开封)宫城上的一次瑞应事件——一群仙鹤盘旋于宫城正门宣德门城楼之上,庑殿顶的宣德门城楼就这样被画卷所记录,让后人看到中央城楼通过斜廊与歇山顶阙楼相连的北宋宫城门阙形制。



现存北宋最早的木构当属山西高平崇明寺的中佛殿,建于开宝四年(971),梁架上有建筑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断材”,柱头铺作采用硕大的双杪双下昂斗拱,出檐深远,保留了唐和五代时期的遗风。由于立国时间不长,建筑营造风格尚未成型,工匠仍遵循唐代以来的风格传统营建这个乡村寺庙,但同时也在寻求新时代的转变:中佛殿补间铺作以一臂之力(一跳)解决了大多数两跳斗拱才能完成的跨度,实为一份难得的孤例。



山西太原有一座为纪念春秋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晋祠,圣母殿建于天圣年间(1023~1031),是宋代建筑中等级较高的重檐歇山顶,柱网布局为“副阶周匝”,前檐柱上的盘龙柱给人一种威严之感。斗拱形式变化多端,极富韵律:下檐柱头铺作是装饰效果明显的平伸假昂,补间铺作却采用批竹形真昂;相对于下檐,上檐则对调了柱头与补间的斗拱式样。这一独特的变化装饰了大殿的外立面,与殿前的鱼沼飞梁,周遭的古木、泉水相得益彰。金大定八年建造的献殿采用了与圣母殿相似的平伸假昂与批竹型真昂,这是后世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如果说平伸昂是一种装饰的表达,斜拱在北宋时期的出现显然更有意义。斜拱在结构上起到增加稳定性的作用,也改变了单一正面出跳的常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视觉习惯。在晋东南高平礼义镇,建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的南吉祥寺中殿上可见中国现存最早的斜拱实例:当心间的补间铺作几乎占满了整个柱间,斗拱在栌斗正面及两侧45°斜向上同时出跳,增加了屋顶荷载支撑点,使屋檐更为稳定。补间铺作上的三个令拱左右相连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式样,匠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鸳鸯交首拱。



摩尼殿


摄影:冯方宇



建于北宋皇佑四年(1052)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比南吉祥寺中殿晚20余年,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都采用了大量斜拱,令人眼花缭乱。殿身转角铺作斜拱的后尾彼此共用枋木,较南吉祥寺更胜一筹,匠师在细节上逐步寻找变通之法以达到结构上的稳定合理。崇明寺中佛殿保留了唐代的雄劲风格,而随后的晋祠圣母殿、南吉祥寺中殿、隆兴寺摩尼殿,虽然斗拱采用了批竹式昂,但整体殿宇已经展现醇和风格,隆兴寺摩尼殿更是采取了灵巧的四出抱厦的龟头屋形制。



宋代理学深入发展,理学家所倡导的学风使他们追求创新,营造行业也深受影响,建筑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唐代未有的姿态。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将作监李诫根据哲宗朝的初稿进行修改编订后的《营造法式》正式颁行。精于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的李诫先后主持建造辟雍、尚书省、太庙等大型建筑,为他编订此书打下基础。《营造法式》的颁布提高了建筑营造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施工过程中的变通性,但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制定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来防止工程管理人员贪污和浪费物料。全书共三十四卷,包括大木作、小木作、砖瓦作、彩画作等以及各类术语的释义和工料的估算数据、图样。



《营造法式》记载:“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材”是宋式建筑中的基本尺度单位,指斗拱中拱的断面,由广(高)与厚(宽)两个指标限定,材高的1/15为1“分”,材宽为10分。而“分”就是长度单位的基本模量。“栔”指上下拱之间填充的断面尺寸,高6分宽4分。材的高度相当于一材加一栔的,称为足材。根据法式规定,根据建筑等级不同分别对应使用一至八等材,依次递减。有了材、栔、分这三个基本单位,就可以用统一尺度推算出其他构件的实际数据和用料,从而使整座建筑物(甚至建筑群)都在严格的比例统筹下兴建。这种体现模数制的尺度计算就是宋代“材分制”。



每年农历正月初二在初祖庵祭祖是嵩山少林寺千余年的传统。嵩山初祖庵大殿始建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采用了与《营造法式》记载相一致的琴面昂和四铺作斗拱。在中国北方,这是与《营造法式》做法极为接近的不多的建筑实例之一,而江南建筑中,做法与法式记载相近者颇众。



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 ,前廊设置有三方斗八藻井,当心间藻井在算桯枋上用两跳斗拱支撑弧形阳马和枋木,这与《营造法式》所记载的藻井形制基本一致。保国寺大殿采用的斗拱、月梁、七朱八白、拼柱造等形制都一一印证了法式所载,成为研究法式不可或缺的实例。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江南木作营造技术北传对《营造法式》的影响。宋室南迁以后,平江府(今苏州)曾经两次重刊《营造法式》,这也深刻影响了江南建筑,以至于在元明时期的江南建筑上仍能看到宋法式的影子。



1926年,来华考察苏州甪直保圣寺的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回国后著书《吴郡奇迹•塑壁残影》,详细记载了保圣寺大殿内塑像、塑壁以及木结构建筑。可惜的是,直到1928年大殿塌毁,这座与保国寺大殿建于同一年的北宋木构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仅存九尊罗汉塑像和塑壁,藏于保圣寺古物馆。通过《塑壁残影》中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大殿梁架多为月梁,前檐心间设两朵补间铺作,次间补间铺作为一朵;补间铺作可见上昂、挑斡;柱头栌斗为圆斗或讹角斗;柱础为覆盆形,上面刻有莲花和化生童子,这些特征都与《营造法式》的记载相符合。甪直保圣寺大殿是已知木构实例中所见最早的上昂、挑斡实例:上昂是省去出两跳华拱,而直接选择短木斜向以斗为相交点来支撑下昂的后尾,这既节省了材料又达到了承接的目的,在江南的宋代建筑中上昂常见,但北方建筑中却极少见。待到明代,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上只是在斗拱后尾隐刻上昂,而不是真实的结构了。



由于重山阻隔,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境内现存的诸多宋代建筑保留了一些比宋代更早的形制。如福州华林寺大殿与莆田元妙观三清殿,皆采用后尾跨越长达两椽的真昂、重拱素枋,罗源陈太尉宫宋殿则采用了巨大的皿斗。



1199年,日本奈良东大寺的重源法师邀请宁波匠人陈和卿建造大佛殿和南大门,此种式样被称为“大佛样”,其特点为使用通柱、插拱造并多跳偷心、拱间满置散斗。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与日本大佛样相同的建筑,但大佛样斗拱三瓣造型却可以在华林寺大殿、陈太尉宫这两座宋代建筑的昂嘴曲线上找到痕迹,而插拱的偷心造在浙江村落的民居及明代牌坊(如楠溪江花坦村溪山第一门、宪台牌坊)上寻觅到。日本对中国建筑的吸收和利用,体现了中日木作技术的交流与变迁。不久以后的南宋,日本禅宗僧人在江浙五山十刹从师学法中国江南建筑,随后在日本创立“禅宗样”。



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击败辽国建立大金。1127年,金掠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徽宗第九子赵构于临安建立南宋。1153年,金国完颜亮即位,为了便于统治,从上京会宁府迁都到燕京并改名中都。在迁都之前扩建燕京的过程中,特派遣画工实地考察北宋东京汴梁宫室制度,并拆卸北宋宫殿建筑装饰运到中都。金中都城及宫殿虽然是少数民族女真人所建,却是由宋朝技术人员及匠人参与设计施工仿东京城建设。如今,金中都宫殿早已无存,我们仅能在五台山北麓的岩山寺壁画中一窥中都宫殿的身影。岩山寺南殿东壁壁画中的圣母之殿,其斗拱的琴面昂正是宋金时期的常见样式。金代大木作营造技术除继承北宋风格外,在原辽统治区内更承袭辽代风格。朔州城中,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的崇福寺弥陀殿鲜明地彰显了这一区域特征。



源于北宋画院的写实风格直接影响到建筑。工匠一反唐代单纯追求豪迈气魄却不拘细节的遗憾,开始着力于建筑细部的刻画与推敲,使建筑走向工巧精致,木构建筑从大木作中派生出小木作工种,专事精细木件的加工制作,以两三厘米为材制作小木作斗拱装饰藻井、天宫楼阁等部位,从而使建筑的装饰水平跃上新的台阶。忻州金洞寺转角殿和晋城南村二仙庙大殿内均有以斗拱装饰的天宫楼阁,传统的梁架对营造佛教空间氛围作用有限,而在殿内建造小木作楼阁形成多重纵深空间更能显出神秘之感。隆兴寺转轮藏阁中的转轮藏也是小木作中的精品,上层斗拱为五跳八铺作,而在现存大木作建筑中所能见到最高斗拱等级不过四跳七铺作。



在大同善化寺金代重修的大雄宝殿中,中央藻井也采用了同样的铺作样式。这样的小斗拱极具装饰意义,既提升了礼佛空间的庄严感,也使得礼佛过程不至于太过单调。宋金时期,藻井规制逐步完善,如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重修的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整个屋顶铺满了菱形、八边形、六边形的各式藻井,多达九个,并配置小木作天宫楼阁,通过斗拱装饰艺术把礼佛空间的仪式感推向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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